当郭逵于公元1077年2月回到开封复命时，迎接他的是神宗和两府大臣的共同的怒火。这一战他没能让任何一方满意，变法派认为他率领十万大军却没能覆灭小小的交趾，而是许其叩头认罪，此乃大罪。保守派也认为他浪费如此人力、物力和财力却只带回来一份认罪书，此同为大罪。神宗这里自然更是不必说了，他要的是将整个交趾化为宋朝的州县，他要的是李乾德的小命，可郭逵给他带回来的是什么？几乎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这熊熊的烈火决定了郭逵最终的命运，顺带着也把他的副手赵卨给一起拖进了水沟，郭逵因为擅自撤军而由一方的封疆大吏被贬为潭州知州，赵卨则因为在后方筹措和运输粮草不力而被贬为桂州知州。五个月后，在大宋未来的宰相、此时的御史蔡确的弹劾下，郭逵又被罢去实职，改任左卫将军并西京洛阳安置（成了一个出行受到监管的政治犯），而且是永不得升迁和复用。
宋朝和交趾的这场战争就此结束了。不过，交趾人仍然丑态不断。李乾德认罪书中的所谓归还所掠宋朝子民一事直到宋朝使者出面交涉数次之后才得以落实。看看交趾人都对他们做了什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额头刺字：天子兵（交趾国的奴隶），二十岁以上男子刺字：投南朝（宋朝的叛徒），女子刺字：官客（官妓）。
这是什么？赤裸裸的侮辱！这就是交趾人！如此种族，夫复何言？
说完了交趾与宋朝之间的这场战争，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宋朝。
就在郭逵率军越过边境向交趾发起报复性进攻的公元1076年10月，在扳倒吕惠卿的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邓绾被罢免了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的职务，他被外贬出京以兵部郎中的官职出知虢州。另一位一同被贬官的人则是王安石的宰相府属官、时任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的练亨甫，他被贬为漳州军事判官。这还不算完，十八天之后，在王安石的再三请求下，神宗同意了他的辞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之职，他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职再次兼知江宁府。
这事的源头我们还得从王雱的过世说起。
王雱是在公元1075年6月因背疽迸发而英年早逝，这一年他年仅三十二岁。王安石这年五十五岁，在古代这可谓是标准的晚年丧子，之前变法集团的内斗已经让王安石心力憔瘁，此时王雱的突然逝世更是直接摧毁了他的心气。为此，王安石再又开始接连向神宗皇帝请辞，但这时候宋朝正在图谋对交趾灭国，朝政大事也因为变法派的内斗而变得一团乱麻，神宗怎么也不可能让王安石在这个时候离开京城。
同样，邓绾在这件事情上和神宗皇帝持有同样的想法。对于邓绾来说，王安石就是他政治生命的依靠，倘若王安石一离京，那么还有谁能够为他遮风挡雨提供庇护？吕惠卿、韩绛、吕嘉问、章惇这些人现在都不在朝中为官，他的亲密战友王雱更是直接去了西天取经，王安石要是也离开，那么从此以后难道要让他邓绾以一己之力去面对保守派的蓄谋已久的政治反扑吗？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御史中丞，他怎么可能斗得过那帮两府大臣？这种事邓绾想想就觉得后背发凉，当然，王安石也不是不能走，但你至少得等到我邓绾哪天也爬到两府大臣的高位之后再走才行，要不然我没法掌控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和思想驱动下，邓绾开始了自掘坟墓的旅程。
这里插播一条八卦，关于王安石的女婿。王安石一共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现任枢密使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另一个则嫁给了蔡卞。这个蔡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可这人有一个年长他一岁的哥哥却是“名垂千秋”，这个大名人便是北宋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奸相”——蔡京。蔡氏兄弟于五年前在科考中同科中榜，不管未来这兄弟俩会如何地搅动历史风云，但在此时这二人都还只是官场当中的小字辈。
我们之所以要插播这条八卦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邓绾的这次自掘坟墓之举就跟王安石的女婿有一些关联。鉴于王安石因为王雱之死而屡次请辞，邓绾便以此为名请求神宗对心灵备受打击的王安石予以加恩，具体的做法就是给王安石的另外一个儿子王旁封官，还要给王安石的两个女婿也封官，然后在京城为王安石赏赐一栋豪华别墅，如此便可让王安石从此永久定居开封从而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绾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他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说有什么不妥。一来本就病体在身的王安石最近确实身心俱疲，二来神宗又是那么地倚重和恩宠王安石，此时此刻对王安石给予一些加恩和赏赐于情于理似乎都说得过去。可是，邓绾似乎忘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王安石不是这种贪慕名利和物质享受的人，而且对这种主动讨赏的行为更是极度厌恶和鄙视，第二神宗皇帝也不是一个昏君。
听到邓绾这些话，神宗的第一反应就是勃然大怒。自古以来，那些擅权乱政的权臣无一不是通过手下的马仔出面请求皇帝对其予以超高规格的封赏，然后一步步地开始无限接近至尊宝座，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曹操和司马昭。邓绾这样做虽然没有达到这二位的这种高度和严重程度，但谁能保证这不是新一代权臣小心翼翼迈出的第一步呢？退一万步说，即便王安石本人与权臣和野心家毫不沾边，可有邓绾这种人以及这种事的存在难保王安石不会被这些人和这股势力给推上风尖浪口。御史中丞总领朝廷的监察系统，可邓绾这时候却在做什么？他这是在知法犯法！
神宗立马拉下脸对邓绾呵斥道：“这些话是谁让你说的？”
见神宗大怒，邓绾顿时感觉自己完蛋了。很明显，他这记马屁拍到了皇帝的脸上，而他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个愚蠢的行为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给毁了。在神宗的再三斥问下，邓绾把那个唆使他这样干的那人给拱了出来——王安石的门客和家臣练亨甫。
练亨甫这人向来与王雱交善，而他也正是靠着这层关系才能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王雱的死对他而言无异于断了向上攀爬的台阶，而王安石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简而言之，只要王安石不倒他就可以一直在这棵大树下享受庇荫。于是乎，练亨甫与他同病相怜且又不谋而合的邓绾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如此也就有了邓绾为王安石请恩的这一幕。
邓绾将练亨甫给搬出来让神宗一时也不好给这件事下定论，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事真的就是王安石在幕后指使。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赵顼让王安石的亲家、枢密使吴充亲自去王安石府上询问此事。王安石闻言之后是惊恐万分，邓绾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他好，但实际上却几乎等同于把他架在火堆上去烤。
王安石紧急提笔给赵顼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除了说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外，王安石还指责邓绾身为御史中丞却做出此等谄媚之举实在是“极辱国体，当处以典刑”，而身为宰相家臣和近臣的练亨甫本就不应与朝廷官员私相交通，所以练亨甫也必须予以严厉惩处。
皇帝和宰相同时愤怒，如此局面之下邓绾和练亨甫自然是乌纱不保。邓绾在往后的十年里一直都在外地为官，终其一生也再没有重回开封，直到他在五十八岁那年病逝于邓州。或许邓绾这个官迷一直都曾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位列宰辅，但这个梦想他至死都不曾触摸到边角，不过他的两个儿子倒是会替他弥补这个遗憾。
邓绾和练亨甫的遭贬也加速了王安石政治生命的结束。以王安石当下的实力和威望，再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如果他仍然继续当宰相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可这种事只有王钦若和蔡京之类的人才干得出来。王安石毕竟是传统的士大夫，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和清誉，而且他也绝非名利之徒，邓绾这次的不当之举也给了他自我请罢的绝佳理由，因为邓绾是他当初极力举荐和提拔的。邓绾如今犯事自然也就说明他王安石有用人失察之罪，此外，练亨甫作为你宰相府的家臣和属官，你王安石同样负有驭下不力之罪。
在邓绾事发之后，王安石第一时间上奏请求引咎辞职，而在经过前后十余日的数次上请后，神宗这一回竟然就同意了王安石的奏请。
王安石以节度使兼领使相的职衔再度担任江宁知府，而他这一走也就彻底地告别了帝国的顶级官场。从此，这世间再无宰相王安石，有的只是一个再无任何政治抱负。且一心求佛问道的儒家老者
我们这时候是否应该为这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政治史上都打下了深重烙印的老人感到遗憾和惋惜呢？大可不必！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相信这首诗我们很多人都对其非常熟知，这正是王安石在公元1075年2月收到神宗皇帝的诏命准备动身回到开封再次出任宰相之时所作的《泊船瓜洲》。
从这首诗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发现王安石这时候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朝堂之上，因为他这一次回京不是为了重回权力巅峰再隆重地闪耀一回，他只是为了充当一回临时的救火队员。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宋朝与辽国之间的边境纠纷，其次就是整顿因为吕惠卿的野心勃发而渐渐失序的朝堂和朝纲。
作为一个对权力和物质享受都没有欲望和执念但却又心怀天下的书生，王安石这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找到并推行一条可以让宋朝从各种积弊当中挣脱出来并再次振作的道路，而这个追求在他两年前第一次罢相时就已经实现。新法当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已经被彻底打倒，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照此道路继续走下去，宋朝必然迎来极盛时期。再者说，两年前神宗不过才二十六岁，王安石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宋朝的未来感到乐观。这也就是说，当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时，他此生在政治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从始至终王安石都只是想做一个指路人和引路人，他并没有想要亲手去建立一番丰功伟业的抱负和野心，这是神宗皇帝该去做的事。他只是一个臣子，或者说是一个老师，他的任务就是把神宗皇帝引上那条富国强兵之路，然后他再悄然离去，他把搭建好的舞台留给了皇帝，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历史可以证明，神宗皇帝绝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尽管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迟疑和摇摆，但那只是对细枝末节的怀疑，他对变法图强的矢志不渝以及对新法的忠诚从未中断。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了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神宗是一个做事半途而废的皇帝，可实际上神宗至死都在高举新法的大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儒生最高的人生境界和抱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诚然，降服西夏以及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也是他的梦想，但这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而他也没有急功近利，因为他知道这个梦想只能由年轻的神宗皇帝才能去完成——但前提是赵顼不会英年早逝。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再次为相期间会发生变法派内部的私斗，更没有料到他的儿子王雱会因此而先于他离开人世，可这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并没有任何的冲突。上述的这些事都不会影响到宋朝未来的政局走向，在新法已成的大环境下，只要神宗在位一天，那么无论是谁出任宰相都无法撼动新法的根基和地位。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王安石选择了再一次地身退，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他也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的中央。
纵观王安石早前的官宦生涯，他本就不是一个醉心于权力和名望的野心家，别人都垂涎欲滴的宰相之位对于他而言不过就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工具。说到底，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而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思维的文人和书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书生却将绝大多数的同类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其中最明显的对比和例子就是苏轼，这位宋朝的第一文学和艺术巨匠何尝不想一展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苏轼在文学、书法和书画上的成就的确让别人只能望其项背，可在政治领域却是一个失败者——相比王安石而言。
套用我之前在说到赵光义的时候所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自己此生死而无憾且问心无愧，那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高度自我认可的人。我这里想说的是，王安石正是属于这一类人。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说，王安石的这次离京都是带着几分无法言说的悲凉和心痛。昔日并肩而行的同志突然与自己反目成仇，此何其悲哉，晚年丧子又何其痛哉。人世间的这种悲痛究竟是何等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最有体会，而这种伤痛也唯有时光的日月轮转才能将其慢慢覆盖和掩藏，但却绝不能将其淡化，因为这些是一道道留在心头上的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