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那些涉嫌诽谤朝廷的诗词显然不足以同他的项上人头对等，为此御史台把目光锁定在了苏轼写给好友和司马光、范镇等人的书信上。随着这些物证的相继被查实，苏轼就此陷入泥潭难以自拔。如果说诗词尚有解释和回旋的余地，那么苏轼在书信里的畅所欲言就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身背的指控，更何况他并不冤枉，那些书信正是他“诽谤朝廷指斥乘舆”的铁证。
面对御史的讯问，苏轼最开始还能云淡风轻地从容应对，毕竟他是那些诗词的原创者，所有的解释权都在他这里，再加上他这张嘴也着实厉害，一时间他这个监狱初哥还真的是让御史台的那帮官员无可奈何。但是，当办案人员后来将那些书信摆在苏轼的面前并要求他对里面的大不敬之词进行解释时，苏轼却无言以对。
在宋代的民间文学笔记里有一些关于苏轼下狱之后的故事记载。由于嘴硬且声名在外，办案人员不便对苏轼公开用刑，但御史台的大牢可不是什么只讲道理的地方，监狱里的黑幕从古至今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苏轼就深刻地领教了一回什么叫做暗无天日和无法无天，具体的表现就是苏轼的狱友们时常在深夜里听到此起彼伏的独具蜀川口音的叫喊声——哎哟哇！
根据史料的记载，苏轼面对白纸黑字的证据以及主审官的质问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对他的一些指控。这倒不是什么软弱，而是一种敢作敢当的精神担当，毕竟全国人民都知道苏轼是一个铁杆的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他对指控的承认与否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也无意否认这一点。简而言之，苏轼认罪了，虽然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关于自己有可能会被重处甚至是人头不保，苏轼在这方面还是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同每日前来给自己送饭的儿子苏迈定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如果他真的被确定会被砍头，那么苏迈就会给他送来一顿有大鱼大肉的断头饭。结果有一天苏迈临时有事不能给他送饭，于是就托一位好友代他送饭，但这人不知道苏轼父子之间的这个约定，他也因为是第一次给名满天下的苏轼送饭就想着要整一顿大餐慰劳一下这位文学大宗师。因此，当苏轼看到面前的大鱼大肉时瞬间色变——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完蛋了。
为此，苏轼在心情复杂地饱餐了一顿后便在绝望中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写了一首“绝命诗”。诗中有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得出苏轼明显在为自己之前的行为而悔不当初。当然，事实证明这完全就是虚惊一场。
不过，随着苏轼的认罪，御史台这边也在极力怂恿神宗将苏轼法办——杀头。这股风声一经传出，所有关心苏轼命运的人都纷纷行动起来对他展开营救行动，而这时候神宗皇帝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时的神宗已经不是二十出头的愣头青，事实上，自从神宗独掌朝纲的那一天起，他可以说得上宋朝自赵光义之后威权最重的一位皇帝。再加上如今的两府大臣当中没有一个敢于违抗神宗的旨意，所以神宗在独断专行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真正地做到了朝纲独断。
那么，神宗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在这件事情上，神宗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驭人之术，他从始至终就没想过要杀掉苏轼，但他又故意纵容御史台的官员对苏轼严加审讯和惩办，其目的就是要给苏轼以及像苏轼这样的人一个摄人心魄的下马威。直白地说，神宗在和所有人玩心理战，而最受煎熬的人无疑就是苏轼本人以及他的家人。
在参与营救苏轼的众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重量级人物，除了苏轼的一众好友以及诸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政界名流外，此时担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也利用其皇帝近臣的身份劝神宗对苏轼从宽处理。此外，未来哲宗朝的铁血宰相——那位在变法一事上虽与苏轼政见不同但却与其做了大半生好友的章惇也为营救苏轼而出力不少。
更重量级的人物是在这年十月就崩世的太皇太后曹氏。她以长者之尊力劝神宗务必不能以言治罪于苏轼，更是不能因此而杀了苏轼，因为宋朝自立国以来还没有谁因为口出妄言而掉了脑袋，她希望神宗不要轻易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
另一个为苏轼求情的大人物远在江南，他便是这时候已经致仕的王安石。王安石这时虽然已经不再涉足政务且过上了悠游自在的养老生活，但苏轼被下狱以及传言其可能会被杀头的事还是让王安石忧心不已。苏轼确实没少在新法上对王安石说三道四，但这二人对彼此的为人和才学却是相互倾慕，王安石当然不希望神宗因为苏轼的一时牢骚和怨愤之词而杀掉这个不世出的一代大才。为此，王安石动用神宗给他的密奏特权特请求神宗对苏轼从轻发落，他直接在密奏里质问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为了苏轼的这条小命，宰相吴充也出面了。他一上来首先问了神宗一个问题：“陛下，你觉得魏武帝曹操如何？”
神宗不明所以，但仍然正色回道：“此人何足道哉！”
吴充接着说道：“陛下以尧舜为师，如此曹操确实不足称道，但曹操这种生性多疑之人尚且能够宽恕对他口出妄言的狂生祢衡，陛下你怎么就不能宽恕苏轼的狂妄之言呢？”
面对自己的宰相，神宗终于是给他交了个底：“朕无他意，只是想核实一下苏轼到底有没有说过那些话，朕不会真的杀了他。”
尽管如此，神宗却决意要让苏轼好好长点记性，苏轼也由此而在牢中待了整整三个多月才得以出狱。
公元1079年12月，苏轼的处罚决定出来了，他由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并于本州安置且不得签署公事。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行动自由受到监管的政治犯。然而，苏轼最初的处理结果其实是被判流放两年，但他正好遇到了年底的“大赦”，可御史台这边本来是想定他一个死罪，如果苏轼真的被赦免了，那岂不是太便宜这个老小子了？于是，在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的一再申诉下，苏轼这才没能获得大赦而是被降职监管。
除了苏轼以外，此案被牵连者甚众：驸马都尉王诜被追官两级并勒停、苏轼的弟弟苏辙被降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被降为监宾州盐酒务、太子少师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被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范镇、开封知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路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着作佐郎黄庭坚、知藤县王安上等人因为与苏轼有书信往来且对苏轼的犯上言词不予检举而被各自罚铜二十斤。
千难万险，苏轼总算是活了下来，经此一难，劫后余生的苏轼性情大变。在黄州的前后三年多时间里，苏轼完成了他在个人心性上的又一次蜕变。
由于被降了官职，所以苏轼的俸禄也是直线下降，苏轼家里可是有十余口人要养活，但他一个团练副使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这时候的苏轼真的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太宗和真宗朝时期的宰相张齐贤，因为正是他在公元998年奏请真宗给外任官发放职田并得到了批准。在官场好友的一番运作下，已经快要揭不开锅的苏轼在黄州城东的一块坡地上获批了一片近五十亩的坡田。
各位，请记住了，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这块城东的坡地，苏轼给自己取了一个“东坡居士”的雅号。
我们之所以说苏轼在黄州的三年是他人生又一次蜕变的发生期，理由就是他在此期间所作的那些诗词，从这之中我们同样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苏轼变了。从此之后他真的成了苏东坡，也就是我们如今给他定位的那个豁达乐观且极具浪漫主义和豪放词风的苏东坡。
公元1082年春，苏轼在黄州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次年的公元1083年，苏轼的又一佳作问世，这便是《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最能寓意和表现苏轼在这一时期心灵蜕变的作品则是他在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好一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不过，苏轼在黄州期间最有名的大作还得当属他在公元1082年所作的三篇以赤壁为题材的词作，而这其中尤以《念奴娇·赤壁怀古》最为名垂千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我们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但你能想象到这是一个在其人生和仕途都步入谷底的落魄士大夫的作品吗？世人都说苏轼有佛性，更有成为得道高僧的潜质和天赋，此并非虚妄之言，如若不是如此，那么苏轼又岂能有后来在官场上的东山再起以至官拜翰林学士呢？
无论是苏轼在此期间于文学创作上的佳作频出，还是他在经历人生低谷时的乐观豁达，我们都应该为他送上一声赞美之词——壮哉，苏子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