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复杂的事简单说是一种本事，把看似简单的事往深度去理解也是一种本事。如果要把元丰改制说个透彻明白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因为这更像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往往既深奥且又枯燥乏味。但是，作为宋史里面的一个无法绕开和回避的历史性事件，元丰改制却又是我们不得不有所交代的一大历史事件。
公元1080年8月，在幕后酝酿和准备了将近三年之后，神宗正式下诏对宋朝的官制进行改革，而他也在诏书里明确地表明了此次官制改制的目的：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
这意思就是说，从今往后你是什么官职就干什么事，而在政府职能部门里拥有官职却没有事做的官员则全部罢官。此外，决定官员俸禄的不再是他的“寄禄官”，而是他的官阶。但是，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显然不足以概括元丰改制的全貌和实质，而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还得先来说说宋朝官场在改制之前的状况。
宋史讲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对官员头上的那一串头衔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我们之前在讲述包拯的年收入时也曾经提到过宋代的这种官制。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官员首先得有他的“寄禄官”，因为这决定着他每月该领取多少俸禄，“寄禄”这个词就很形象地说明了它的用处，但这个寄禄官与其具体所承担的工作职能很有可能毫不相干。
举例来说，你的寄禄官是兵部侍郎，但你每天是在三司或枢密院上班，那么你的实际工作职能就与兵部所负责的事务毫无关联。由此我们也就牵扯出了一个官员的另一个头衔——职事官。从名词上来看，这个职事官也很好理解，这个才能说明你每天到底在哪个部门做什么事。假如你的官职是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前者就代表你每月领的是兵部侍郎的俸禄，后者则代表你的实际办公地点和职能。当然，差遣这档子事我们也不能忘了。同例，如果你的官职是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兼河东路安抚使，那么你仍然领兵部侍郎的俸禄，但你由于临时被派往河东地区去主持大局，所以枢密院的工作你就暂时不用操劳了，你就安心公干就好，但国家也会给你出差补助，这份补助就是河东安抚使的职务津贴。
上面所说的这些还只是宋朝官场现状的冰山一角，这些人至少还算是拿钱干活的人，真正让神宗看不顺眼的是那一大群拿钱不干活的人，或是没有活干的人。这些人要么就只有一个寄禄官，要么就是虽然有职事官但却仍然没活干，简单说就说他们每月只负责躺在家里按时领俸禄。
这些人都是这什么人呢？那就是靠着恩荫以及各种非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人，抑或就是已经考取了功名但由于暂时没有合适的职务空缺而被迫坐等国家分配工作的人。恩荫这里就不解释了，宋朝立国已超过百年，这恩荫制度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早就让全国的官员多如牛毛。至于通过其他非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人，我们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西门庆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人物，但他这种人和这种现象在宋朝却并不少见。
宋朝官场的另外一种现象是什么呢？那就是职事官多如牛毛，同一个职事官往往由多人一起担任。这其实本来也没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各种副处长、副局长、副科长，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一个局里有五六个甚至十几个副局长，那这可就不是什么小问题了，而是已然蛀虫成堆。
具体拿宋朝来说，比如说御史台，因为承担的工作职能很重，所以御史台里就不能只有一两个御史，而是一群御史，即便如此这些人也是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御史台只是特例，更常见的现象是在其他的职能部门里有很多人虽然有职事官但却无事可做。这种人就是神宗皇帝在诏书里所提到各部衙门里的那些“领空名者”，也就是朝廷虽然给他委派了差事但他仍然无事可做的人。
不过，这还只是职事官乱象的一个缩影，另一种现象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甚至是十个撞一口钟”，也就是一份工作本来只需要一两个人就能胜任，但实际上却安排了好些人甚至是一群人来干这个事。我们拿前面的副局长来举例，如果只是在家吃空饷倒也算了，可如果十个副局长每天都被迫必须来打卡上班，可钟就那么一口，那么又该由谁去敲这口钟呢？于是乎，相互推诿和扯皮这档子事就出现了，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却非得拖沓到最后关头才去处理，如此就造成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严重低下。
以上这些就是宋朝官场的现形记，但我们虽然说了这么多却仍然不足以描绘出它的整体全貌，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神宗之所以要推行官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上述所言的这些乱象和问题。
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寄禄官和职事官在职称和职能上相互混杂的问题，同时还要理清各部官员的具体职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你是什么官职就干什么活儿。比如说你是兵部尚书，那么你的职能就是总揽兵部的各项事务，你每天就是在兵部的衙门里干活，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当着兵部的官儿却干着枢密院的活儿。
其次，改革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精简官员队伍。简单说就是将那些只拿俸禄却不干活儿或没有活儿干的人清理出官员队伍，而几个和尚撞一口钟的现象也要予以杜绝，两个人能干好的活儿绝不安排三个人去干。此举不但可以裁撤大量的闲散无用官员，更是可以提高在职官员的办事效率，这就类似于我们民间的那首儿歌“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然而，此举更深层次的用意却是可以因此而为国家财政省去一大笔的开支，冗官和冗费的问题也就随之一并得到了解决。
再者，在精简官员队伍的同时，职能重叠的行政机构也在此次的改革中被予以裁撤或合并。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与办事人员，也是为了提升行政办事的效率并简化各种审批的程序和流程。
笼统地说了这么一大堆，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此次改革中的那些主要的措施和作为。
首先要说的就是“寄禄官制度”的废除，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以阶易官”。宋朝中央政府在《唐六典》的基础上颁布施行了一套全新的官员寄禄制度并为其取名为《元丰寄禄格》，这里面将文武官员的俸禄定为了二十五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二十五阶”，它的作用就是用以取代以前的寄禄官，意即“以阶易官”。从此以后，寄禄官制度就不复存在，比如兵部尚书这个官衔就不再是用来决定一个人的俸禄多少，而是实打实的在负责掌理兵部的各类事务。那么，既然寄禄官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这个“阶官”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所谓的阶官也就是原来的散官，改制后的这二十五级阶官的第一阶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府仪同三司”，武官的第一阶也是同样大名鼎鼎的“骠骑将军”，处在这一阶的官员分别是枢密使、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及各位皇室亲王、郡王和国公。往下的第二阶在文官系统这边名为特进，武官则是辅国大将军和镇国大将军，处在这一阶段的官员则是两府的副职，也就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签署枢密院之类的官员，而诸如开国郡公和上柱国这类的勋爵也属于此列。
这二者再往下的阶官便是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直至最低一阶的将仕郎。我们只需要记住和明白一点，这些散官所决定的是一个官员的俸禄等级以及他的上下阶，此人以后升官或是贬官都得按照这个官阶来。这样做不但规范了官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也明确了官员的升迁途径，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官员的提拔和升迁就有法可依，之前宰相可以随心提拔某个官员或对这个官员的寄禄官进行升降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一言蔽之，以阶易官其实是夹带私货的，那就是削弱相权以此防止宰相对官员私授恩德。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在这个享受最高阶待遇的官员队伍里缺了好些个超级大腕儿，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大人。但是，这些人不在这一阶里并不是说他们没资格，而是他们这些大腕儿根本就不在这三界之内，因为他们的品阶和地位已经大到无边无阶，所以他们的俸禄和待遇是不在这规定之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官阶是处于最顶层的——正一品，而正一品的这些大佬们是没有阶官的，他们的收入和赏赐是不封顶的。这些人分别是：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也就是宰相）、少师、少傅、少保以及“一字王”。
由此我们又牵引出了宋朝的官员品级制度。在此次改革中，宋朝官员的品级被分为九品十八级，每品又分为正、从两级，位于最高级的正一品，其次就是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以此下推直至从九品。也就是说，宋朝的这十八品级官员其俸禄和晋升路径被分为了二十五阶，这看上去好像不够分，但这里面其实是有门道的。举例来说，同样是知州或知府，但开封府的知府大人其阶官是银青光禄大夫，但杭州知州的阶官可能只是一个光禄大夫，而邕州的知州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中大夫。一句话：同职不同阶。
说完了“以阶易官”，我们再来说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那就是复古唐朝的官职制度恢复三省六部的行政职能。
在此次改革中，宰相（平章事、同平章事）从此以后改称尚书左、右仆射，参知政事则改称尚书左、右丞。这其中尚书左仆射（原首相）兼任门下侍郎负责掌理门下省，尚书右仆射（原次相）兼任中书侍郎负责掌理中书省，三省的分工分别是：中书省取旨揆议，门下省复奏（审核）、尚书省施行。
这其中也有暗藏的门道，尚书左仆射虽是帝国的第一行政长官，但负责领受和传达皇帝旨意并制定措施和方案的却是中书省，而中书省则是由尚书右仆射在掌理。换言之，尚书左仆射所掌理的门下省名以上虽有复奏和审核的权力，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负责签字盖章的角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尚书左仆射看似位高权重，但帝国的行政实权却掌握在尚书右仆射的手里，但尚书左仆射却拥有否决权，这就形成了左右仆射二者相互监督和制衡的局面。
如此一来，宰相尤其是首相的权力就被分化和弱化，而皇帝则是开始直接垂直领导三省。如果像明朝那样直接废掉宰相制度，那么皇帝就更是可以直接垂直领导六部，当然，这事要到后来的朱元璋来办。不过，在此次的改革中，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却是浑身连一根毫毛都没动，军政分离仍然雷打不动的国策。
在分化了宰相的权力并让六部重新成为职能部门之后，神宗又将改革的大手伸向了具体的各个职能部门。他下令将各省、部、台、寺、监等行政机构的所有无具体职事的官员一并罢免，因为从此以后这些都是正经办事的衙门，而这些衙门不养混子。同时，他还下令对各个机构的官员进行定编和定职，也就是规定了各部门的官员名额并划分了具体的职能和职责。
在此基础上，神宗再又下令对政府部门当中职能重叠的机构予以裁撤或合并。这其中最重大的几项变革就是将三司进行了裁撤并将其职能划分到户部和工部，从此号称大宋计相的“三司使”这个官职就不复存在。再者就是将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审官院并入吏部，将负责刑狱复核的审刑院并入刑部，从而以此让兵部、吏部、工部、刑部、户部和礼部的职能得到明确并以此达到“董正官制之实”之目的。总而言之，这次改革让三省六部再度回归正规化和实权化，而不再是之前的挂羊头卖狗肉甚至干脆就是不卖肉。
综上所述，元丰改制让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相权则被严重削弱，官员队伍和行政机构得到了精简，各部官员的职责得到了明确，行政办事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官员队伍的精简也为国家财政节省了一大笔的支出。
当然，凡事都是有利有弊，这种改革虽然强化了皇权，但弱化相权的后果就是在皇帝之下再没有人能够有权独立做出决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不但没有提升行政的办事效率，反而还造成了问题的久拖不决，因为除了皇帝没有人具有最终的拍板权。
元丰改制更深远意义则在于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接力下，宋朝不但完成了对社会层面的全面改革，而且也完成了对国家行政层面的全面改革。经过这一轮的变法和改革，宋朝踢开了国库空虚和军队战斗力不足的绊脚石，同时冗兵、冗官和冗费这三座此前将宋朝压得喘不过气以至于举步维艰的大山也被一举踏平，整个国家的整体面貌由此全然一新。从这个层面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所主导的改革大业无疑是极其成功的。
诚然，如此大的动作就像是给一个沉珂甚久的病人下了一剂猛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阵痛自然是不可避免，这一点我们谁都无可否认。但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的立足点必须要比绝大多数的人都高，你的眼光必须要比绝大多数的人都远，意即所谓的全局意识，你的每一个行为和决策都必须以此为准点，而这也是为政者和主政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和战略眼光。
作为一个合格乃至是优秀的政治家，治国理政绝不是在聚光灯下说学逗唱，面对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诉求，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满意，那么你终将一事无成。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可以做到让所有人满意，所谓的全民一致拥护无一例外都是在自欺欺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用在政治领域这话就是真理，且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换言之，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和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危局之下必须要有人为大局和长远利益而做出牺牲。壮士求生尚可自断臂腕，况国事乎？
当然，为君为相者乃至于任何一个手执权柄的人也可以鼠目寸光地只为眼前的利弊得失而挥动手中的权杖，或是他纯粹就只知道为个人和所处阶级的利益服务，但这种“只管生前锦衣玉食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的人注定会背负千古罪人的骂名。然而，这种人也会被历代称颂，被他们的同类、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既得利益者所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