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之前苏轼曾经强烈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这会儿司马光挂羊头卖狗肉搞出来的“常平钱谷”也遭到了苏轼的强烈反对。苏轼此举难免让司马光感到有些迷糊和别扭：你苏轼是故意的吧？我废免役法，你说不能废，现在我说青苗法有可取之处，你又说青苗法的余毒必须全部清除。你如此这般到底是想干啥？我看你就是存心想跟我作对吧？
反观苏轼，正如他认为免役法是利大于弊，所以不应该被全部废除，这会儿他又认为青苗法是弊大于利，所以必须要全面废除，朝廷不可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置百姓的后患而不顾。不管怎样，苏轼不会认为自己是在故意找茬或抬杠，他觉得自己完全是站在理智和客观的角度上在就事论事，而非故意要跟司马光过不去。
那么，苏轼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原来，按照青苗法的借贷规定，只要你有借贷的需求，官府基本上就会立马满足你，某些好吃懒做的人就钻了这个空子，然后他们又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成了国家级的“老赖”，这些借贷关系也就成了朝廷的笔笔坏账和烂账。除此之外，某些借款者则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不能到期偿还债务从而吃了官司以至于身陷囹圄，比如说经营不善或者天灾人祸。
诚然，当初青苗法开始颁布施行的时候明确规定借贷人需有人做担保或是有实物抵押才能获得借贷，但后来地方政府的官吏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也就逐步降低了借贷的门槛，所谓的担保制也就形同虚设，如此自然导致坏账泛滥。
看到这些相信大家也就能够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了，青苗法其实就是大宋的一家国有农商银行，这家银行在变法期间为大宋的国库赚取了海量的财富，这也正是保守派上台之后对青苗法又爱又恨的原因之所在。
我们再说明白一点，以前穷人借钱的对象是地主、商人和官僚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可青苗法实施后，上述这些人用以生财的这个重要渠道被国家以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给强行夺取了，这也正是青苗法为何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斥责为恶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如今保守派成为了执政集团，自知柴米贵的他们对青苗法的态度也就变得有些复杂了。如前所言，世间有哪个当家的掌柜会说赚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呢？又有哪个会嫌弃自己库房的钱太多了呢？
说完了这些，我们再回头来说苏轼在这事上的所作所为。
苏轼这时候力主彻底废除青苗法并不是说他本人就是地主老财和富商权贵的代言人，他之所以反对青苗法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性在这个法令面前的脆弱性。他觉得只要政府彻底废除了青苗法（也就是全面禁止政府借贷行为），那么老百姓在生活面临困境时大多只需紧一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可正因为有这个青苗法的存在让老百姓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便习惯性地将手伸向了“银行”，这样做所导致的恶果的就是好多人就此债务缠身。因为这个借款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而借款人则未必有偿还的能力，一旦无力偿还或是到期不还，那么等到他们的就是无情的国法——要么罚款或是缴纳滞纳金，要么就是蹲大牢（这个事不难理解，想想我们如今如果无力偿还银行的欠款，一切就都能理解了）。
简单说，苏轼认为青苗法虽有它好的一面，但它是弊大于利，它不但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更是因此而存在涉嫌严重盘剥百姓的嫌疑，所以这是一项必须要废除的恶法。
或者我们也还可以这样理解，苏轼认为民间的商户或有钱人以及地主乡绅可以搞借贷，但政府却不能，一来你是在与民（商）争利，二来你因为百姓还不了钱而以政府的名字对其行惩处之罚是乃有辱国体，实属恶政。反之，借贷之事归于民间，政府就可以充当裁判，一切都有可操控和回旋的余地。我们作为政府，作为官员，我们只管收粮收税，为什么我们要像以盈利为宗旨的商人一样主动去掏老百姓的钱包呢？对于官员来说，这事有辱斯文，对于朝廷来说，这更是有辱国体。总之一句话——丢人呐！
为何要说丢人？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眼里，经商以及从事商业行为的人都是“可耻”的，乃至是“下贱”的，因为他们不事生产只是以媒介的方式便能衣食无忧。士农工商的排序可不是白来的，而读书人自然都是清高的，更是要脸的，所以身为官员和政府怎么能够沦落到去算计和谋夺别人的钱财呢？
更进一步来说，在苏轼的认知里，如果某人欠了恶霸的钱，那他们最多打你一顿或是让你用苦力抵债，但如果你欠了国家的钱可是要吃牢饭的，而且搞不好还会落得个流放的下场以致妻离子散。在苏轼眼里，这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官府逮捕问罪的人实在是太惨了，这青苗法明显就是朝廷在引诱百姓去“犯罪”，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全面废除的恶法。
苏轼对青苗法的这番认知和见解我们不去做对错之辩，此时的他虽然贵为中书舍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和红人，但在国家大政方面他还是显得有些人微言轻。司马光之前不听他的劝告执意废除了免役法，如今又岂会因为他的这几句话而全面废除青苗法呢？故而，尽管苏轼等人强烈反对，但这个“常平谷钱”依然活得好好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苏轼等人在彻底废除青苗法一事上的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就是在宋朝议定了向西夏割地之后，以范纯仁和吕公着为首的宰执集团所做出的一个举动让苏轼和朝廷的那帮反对“常平钱谷”的言官集体暴走。
范纯仁和吕公着干了什么？有鉴于这个“常平钱谷”将利息降为了一分，如此导致宋朝的国库收入大减，身为宋朝大掌柜的范纯仁和吕公着眼见朝廷收支出现了赤字便决定恢复此前青苗钱的利息旧制，也就是加息。由于司马光这时候仍然在家中养病（这年七月的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范纯仁和吕公着就并未打算就此事向司马光征求意见。在某次的御前会议上，范纯仁以“国用不足”为由奏请恢复青苗钱的利息旧制以充实国库，高滔滔倒是非常爽快地在这件事情上点了头，可这一举动却就此招来了苏轼等人的强烈声讨。
这还了得！朝廷决定将青苗钱降息为一分我们尚且不能接受，如今竟然要恢复之前的青苗钱旧制，你们这些宰执大臣看来真的是没把我们这些反对者的声音当一回事！这还有没有天理和王法了？
震怒之下，苏轼和保守派的言官们纷纷拿起纸笔向高滔滔上疏极力请求全面废除青苗钱，也就是他们如今所说的“常平钱谷”。
请注意，苏轼等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诉求从始至终都不是什么降息，而是彻底废除这个与民争利且祸害百姓的恶法！
我们应该还记得苏轼在吕惠卿的贬官制中曾以哲宗皇帝的名义痛批吕惠卿行青苗之法祸乱天下，这也让苏轼等人就此找到了攻击青苗法的口实。吕惠卿的贬官制可是曾被昭告天下，这就是说皇帝本人从根本上就否定了青苗法，可如今朝廷又恢复了青苗钱的利息旧制，这会让全天下的臣民怎么看怎么想？如此说来当今皇帝岂不是成了一个出尔反尔的人？苏轼和御史中丞刘挚在各自的奏疏中正是以此来质问朝廷的公信何在？朝廷的威信又何在？
刘挚说这话倒不足为奇，可你苏轼是不是应该闭嘴呢？哲宗皇帝亲口当着你的面说过青苗法是恶法吗？吕惠卿的那份贬官制里的每一个字不都是出自你的笔下吗？最终的解释权自然也在你那里吧？可你为什么要反过来问小皇帝呢？该做出解释的人难道不正是你自己吗？
对于苏轼等人的上奏，吕公着和范纯仁理都没理，高滔滔本着为国创收的原则也是没有对此予以回应，但宋朝的言官是历代以来出了名的执拗。继苏轼和刘挚之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王觌（di）等人也相继上疏请求彻底废除青苗钱，可他们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无奈之下，这帮火气冲天的大宋言官只好放大招，他们去拜会司马光并痛斥范纯仁和吕公着此举是在意图全面恢复青苗法。不过，很显然的是，此事未必就能点燃司马光的怒火，毕竟司马光本人当初就是“常平钱谷”的发起人。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言官们为了彻底发动司马光便说范纯仁和吕公着不但恢复了青苗钱的利息旧制，而且他们还蓄谋着要恢复最为让司马光痛恨的免役法。
果然！这一招狠狠地戳中了司马光的腰窝子！好你个范纯仁！好你个吕公着！你们竟然趁着我要死不活的这股劲儿蓄谋为王安石的新法招魂！看老夫怎么收拾你们！
也不知道这些人具体都对司马光进行了怎样的一番哭诉和游说，总之司马光最后是成功地被激起了满腔的怒火！
这一天司马光不顾自己已近油尽灯枯之势的身体直入皇宫请见高滔滔，说是请见，可他未经通传就直入大内，而此时范纯仁和高滔滔正在商议如何应对近日以来言官们对加息一事的种种非议。
怒不可遏的司马光也没顾得上什么朝廷礼仪，他直接就闯了进来，然后他径直走到范纯仁的身前并随即就张口对着帘幕后面的高滔滔和小皇帝大声吼道：“不知道是哪个奸邪在这里劝陛下恢复青苗法？”
司马光如此无礼的举动让高滔滔不禁愕然，还是个小小少年的哲宗皇帝更是被眼前突然闯入的这个怒气冲冲的老头儿给吓得不轻。范纯仁就更别提了，上一秒他还在帘幕前对高滔滔和哲宗皇帝慷慨陈词，可这时候的他站在司马光的身旁连口大气都没敢出一声。
奸邪？司马光竟然在影射他范纯仁是奸邪！范纯仁这时候如果开口抗辩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在震慑住了老太后和小皇帝之后，司马光又回头瞅了瞅范纯仁，然后他继续对帘幕后面的高滔滔和小皇帝说道：“听闻最近还有某些小人以国用不足为由请求陛下恢复免役法，不知道这些小人具体都是哪些人啊？”
也正是从这句话里我们才能断定那些游说司马光的言官定然不止说了朝廷复行青苗钱旧制一事，他们显然还举一反三地向司马光描绘了有朝一日免役法死灰复燃的恐怖场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司马光不顾病体和臣子之礼就擅闯皇宫的行为。
在这么一通疾言厉色的大吼之后，回应司马光的仍然是沉默，可司马光知道自己赢了。他也不想在太后和皇帝面前让范纯仁太过难堪，于是他见好就收就此告退。可是，经过司马光这么一吼，高滔滔被迫在随后下诏全面恢复熙宁之前在大宋境内施行的常平仓法，“常平钱谷”也就此一命呜呼。
换言之，围绕着是否要全面废除青苗法而在保守派内部所产生的这一场争斗中，苏轼等人取得了完胜，以范纯仁和吕公着为首的宰执大臣则是输了个底朝天。至于司马光，他本是想保住青苗钱的，可在保守派的言官集团一顿忽悠和蛊惑外加怂恿之下，已经被病魔给烧坏了脑子的他成功地让这些人把他当了一回枪使。如此一来，新法当中唯一还保留着一口活气的青苗法终究还是彻底咽了气。
经过这么一闹，司马光发觉吕公着和范纯仁还是有些不靠谱，看来要想维护保守派复辟成功的革命果实还得由他亲自坐镇才行。有基于此，司马光开始每日强撑病体去政事堂上班，但奈何他的身体实在是不给他争气，司马光没坚持几天就因为病情发作而被迫再次告假回家静养。
这一走司马光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半个月后的公元1086年9月1日，伟大的司马相公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七岁。
